農藥風險評估大揭秘之基本概念 (以草甘膦為例)

2015年是除草劑草甘膦歐盟再評審評估的關鍵階段,當年年初3月份,世界衛生組織(WHO)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首先發布了一項意見書,稱“草甘膦除草劑可能致癌(2A類)”。同年11月,在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正式公布的草甘膦再評審評估報告中,基於風險評估策略,EFSA反駁了IARC的觀點,並堅持“草甘膦不致癌”的結論,這一結論也與農藥殘留聯席會議(JMPR)、國際化學品安全規劃署(IPCS)、美國環保局(EPA)等采用類似方法所得的評估結果相一致,並最終支持歐盟委員會(EC)通過了對草甘膦的再評審。由此可見,農藥風險評估的結論擁有著決定農藥能否上市生產、銷售、使用等的生殺大權。

若農藥產品沒有通過風險評估,則表明著該產品使用可能會對人類健康或生態環境構成潛在威脅,那麼執掌農藥產品生死風險評估是怎樣進行的呢?

實際上農藥風險評估同廣義上應用在金融、管理、保險等的風險評價手段別無差異,目的即是要定量評估風險事件發生所帶來的影響或損失的可能程度。

其中,針對於農藥等化學品的風險評估策略,基本源於1975年EPA發展的針對氯乙烯的定量風險評估方法,主要由如下四個步驟構成:

以草甘膦健康風險評估為例,在步驟1:危害識別中,首先要確定草甘膦除草劑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是否對相關人員具有構成危害的可能,顯然在此場景下,答案是肯定的,因此需要展開相應的風險評估。

為了能夠在步驟4中對草甘膦健康風險進行定量表征,我們需要獲取兩方麵的數據,一方麵是通過步驟2:危害評估(也稱劑量-效應評估),主要方法是基於實驗動物毒理學數據來確定草甘膦對人類的危害性,這一步驟中,最關鍵的方麵是要在合理的評估實驗動物的毒性數據後,外推來確定草甘膦使用過程中對相關人員不造成有害影響的最大劑量(危害量)。由於在農藥的噴施過程中,施藥人員可以通過穿防護服減少對農藥的直接暴露,而人類皮膚本身也對農藥具有部分的阻擋能力,因此在步驟3:暴露評估中需要確定草甘膦使用過程中,對相關人員實際所接觸的暴露量

獲取步驟2和步驟3的兩方麵數據後,我們可以通過步驟4:風險表征,采用暴露量危害量比值(在中國農藥中通常叫做風險係數RQ)來定量描述潛在風險,如果暴露量大於危害量,則風險不可控,反之,則說明在現有的農藥使用場景下,對相關人員的健康風險是在可控範圍內的。

近些年來,為了保障動物福利,也為了進一步提高健康風險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一些新的風險評估策略也有了飛躍式的發展,如有害結局路徑(AOP),動力學模型(PBK)等,但總體而言,基於定量風險評估策略仍是各國農藥監管部門主流的健康風險評估方法,並延展應用於農藥的生態、膳食和抗性風險評估。

圖片來源於OECD

由於不同的農藥產品中活性成分含量不同、混劑的配比不同;同時較為短期的毒理學實驗仍不能充分驗證農藥在長期使用過程對人類和環境的未知影響。所以,我們既有必要對單獨的農藥產品展開風險評估,保障特定產品的使用安全;也有必要設置農藥再評審的風險評估機製,將農藥的長期使用風險水平降至最低。那麼如何保證農藥風險評估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要強調的是風險評估報告必須尊重評估方法的科學性合理性,結論的獨立性客觀性

就在今年年初,德國一家組織揭露了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BfR)的2015年草甘膦再評審的風險評估報告中,大量剽竊了孟山都等企業的行業報告,嚴重降低了該報告的可信度。同時伴隨著去年第一例美國草甘膦致癌患者獲賠,以及今年1月15日法國單方麵禁用草甘膦,草甘膦安全性將繼續籠罩質疑陰影。而對我們來說,保障對農藥展開科學合理獨立客觀風險評估同樣是任重而道遠

:IARC四種致癌物分類標準共有4級:

1. 致癌

2.可能致癌(其中又分2A:很可能致癌和2B:可能致癌)

3.不明確是否對人類致癌和

4.很可能不致癌。草甘膦被劃分至2A類,同一類的物質還有蘆薈提取物、高溫油炸食品等。

草甘膦近期大事件:

擴展閱讀:

AOP—從毒性作用機製出發的化學品風險管理策略

下期預告:

下期瑞歐技術專家將繼續解密農藥風險評估,深入步驟2:危害評價,來了解AOEL(施用人員允許暴露量)的推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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